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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筑梦新时代,永远跟党走”有声读党史专题(二)

时间:2021-05-20 15:25:22   单位:软件与大数据学院   作者:郭凯琪  点击: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抚今追昔,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史学习是我们的必修课。

为扎实推动我校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走心,教育引导广大师生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以优异成绩献礼建党100周年。在2021年4月23日我院开展了有声读党史的主题栏目,由我院报名的各位同学及教师为大家诵读《中国共产党简史》书籍中的内容,欢迎大家收听有声读党史专题栏目第二期。

1、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支势力,他们直接掌握的军队有70万人,而国民政府所辖的国民革命军只有10万人左右。面对敌我兵力悬殊的形势,国民革命军在苏联顾问指导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在沿途人民群众大力支持下,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9月,占领汉阳、汉口。10月10日攻克武昌,全歼吴佩孚部主力。江西战场的北伐军于1月初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福建方面,12月不战而下福州。随即,北伐军制定夺取浙江、上海,会师南京的计划,于1927年2月进占杭州,平定浙江全省。3月占领安庆、南京等地,开进上海。至此,北伐军完全占领长江以南地区。

在北伐军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于1926年9月在绥远五原誓师,挥军南下。11月控制陕西、甘肃等省,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

北伐战争是在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口号下进行的。北伐进军过程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舍生忘死,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尤其是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独立团,率先攻入武昌城,成为赢得“铁军”称号的第四军中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共产党人在军队政治工作和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3000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北上。北伐军向长沙开进时,中共湖南区委发动工农群众参加带路、送信、运输、救护等工作,还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战。这种激烈的场面,在中国以往的战争中是罕见的。

北伐战争在短时间内取得巨大成功,是国共两党合作结出的硕果。

2、古田会议和建党建军原则的确立

古田会议是在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召开的。当时,红四军在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领导人之间在军队建设问题上产生不同看法,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发展。红四军第八次党代会后,红四军出击东江失败,部队思想混乱、士气低迷,面临严峻考验。

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

在党的建设方面,决议集中体现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独特的党的建设道路,深刻阐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指明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办法。决议还提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任务,要求“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发展新党员要注重质量等等。

在军队建设方面,决议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为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批评认为军事和政治对立的单纯军事观点,再次提出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位体的任务。强调要加强红军政治工作,特别是政治教育工作。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古田会议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原则,确立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制度,提出了解决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的原则方向,使军队实现了浴火重生、凤凰涅粲。古田会议奠基的军队政治工作对军队生存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这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千千万万革命将士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在挫折中愈加奋起,在困苦中勇往直前,铸就了拖不垮、打不烂、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钢铁雄师。

建党建军原则确立后,红军迎来了大发展的好时机。1930年6月,赣西南、闽西地区的红军合编为红一军团,共有2万余人。8月,红一军团同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共3万余人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成为全国红军中故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针对党内一些人关于“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间,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科学阐明了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深刻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制据的思想: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从而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这是对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是沿着一条独特的道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并逐步赢得胜利的。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大革命遭到失败、敌我力量对比极端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首先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必须首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在条件成熟时夺取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

这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革命道路,是在党领导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农村,领导开创井冈山根据地,创造性地解决了为坚持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所必须解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而且从理论上逐步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出明确说明。

3、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及其活动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一批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先进分子的出现,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组织的思想和干部条件已经具备,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逐步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就必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使其充当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到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既是中国最早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为建党作了重要准备。4月,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等来华。他们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陈独秀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首先建立的。1920 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陈独秀任书记。11月,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1920年10月,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称“共产党小组”。同年底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

在上海及北京党组织的联络推动下,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纷纷建立起来。1920 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日本、法国,成立了由留学生和华侨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主要有: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实际问题;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帮助进步分子划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使工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提高阶级觉悟;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培养造就后备力量。

在建党的思想理论准备中,《共产党宣言》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20年2月,陈望道为翻译《共产党宣言》,秘密回到浙江义乌自己家中。他在潜心翻译时,把粽子蘸着墨汁吃掉却浑然不觉,还说:“够甜,够甜的了!” “真理的味道非常甜”,这彰显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救国真理的渴求,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

4、八七会议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

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后,国内政治局势陡然逆转。神州大地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

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不进行武装反抗,就无异于坐以待毙,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两万多人,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4个多小时激战,起义军占领南昌城。随后,根据中央的计划,起义军撤离南昌,南下广东。10月初,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军会合主要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南昌城头的枪声,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自那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英勇投身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党在付出了大量鲜血的代价后换得的正确的结论。出席这次会议的毛泽东在发言中突出地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八七会议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八七会议后,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将参加起义的各路武装5000余人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于9月9日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攻打中心城市长沙受挫后,毛泽东果断改变计划,率部队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9月29日,毛泽东领导起义军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各级土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由此开始改变起义军中旧军队的习气和不良作风,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发动广州起义。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成立苏维埃政府,但终因敌众我寡,第三天即告失败,张太雷和许多革命者壮烈牺牲。参加这次起义的革命伴侣周文雍和陈铁军不幸被捕。1928 年2月,两人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举行了悲壮的婚礼,从容就义。

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实践再一次证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中心城市拥有强大武装的形势,想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

到1928年初,党还领导了其他一系列武装起义,比较重要的有:海陆丰起义,琼崖起义,黄安、麻城起义,东固起义,弋阳、横峰起义,万安起义,湘南起义,桑植起义,闽西起义,确山起义,渭南、华县起义等。这些起义虽大多数由于敌强我弱、领导者实行错误政策或客观条件不成熟而失败,但表明革命的火种是反革命军事镇压扑灭不了的。因为这是正义的、符合广大人民要求的。一些起义部队在数省边界地区的偏僻山村坚持下来,开展游击战争,为以后红军和根据地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第二期有声读党史专题栏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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